·1923年，任弼时在莫斯科。
“决定了！”
作者：刘舒扬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是20世纪的“00后”。
那一代的“00后”面对的是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老大帝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那一代“00后”选择的是什么？那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需要热血的时候、需要牺牲的时候、需要探路的时候，中国的有志青年奋勇而出。
任弼时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904年，思想新潮而有锋芒，前路未知时也会深感迷茫。后来他找到信仰，从此坚定、温和且有力量。
“西洋房子”里的少年
1915年的一个夏日，繁华的省城长沙，人们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一名11岁的少年站在南门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门口，眼神热切。
一师附小隶属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二者校舍风格统一，均仿日本青山师范学院建筑风格，有罗马柱、百叶窗，被当地人称为“西洋房子”。学校前头就是宽阔奔涌的湘江，与岳麓山隔江而望。
·如今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少年任弼时在此求学。旁边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此时正值新学期开学，11岁的任弼时前来报到。他个头不高，有着宽阔的前额和浓眉大眼，肩上背着一个长长的竹篾书包。那时他还叫任培国，家中排行第二，小名二南。
从家乡汨罗到省城长沙，任弼时要走八九十里旱路，过3次渡口。他5岁起便跟随做教书先生的父亲在外读书，比同龄人早熟一些，走这段长路并不害怕。
家乡与长沙截然不同。他位于汨罗塾塘乡的家叫任氏新屋，是湖南乡间常见的大家族宅院结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门对池塘，背依山丘，三进两厢，共有大小房屋37间，供一大家子居住。今年4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里时，周边满目葱郁，是典型的洞庭水乡风貌。
·位于湖南汨罗的任弼时同志故居。
而长沙喧闹、洋气。1904年长沙开埠，大量外国人涌入，工厂、企业、教堂、学校、医院等拔地而起。距离湖南一师不远的灵官渡，渡口附近已竖起高高的烟囱，江面上火轮穿梭，不远处，列车从粤汉铁路长株段呼啸而过。
少年任弼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这个世界。他和同学相约岳麓山踏青，模仿《醉翁亭记》等名篇写作文：“环省多山，其西北之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岳麓也……”
一个秋日的周末，他登上天心阁，俯瞰湘江，眼见“长株铁路绕其侧，舟车草木均可指数”，不禁发出“本省第一之最盛之地也”的慨叹。
那天，他还在城里看到一幅山水国画，“淡墨数笔，写侧势远山半角，具有凌虚缥缈之态”，可惜“学生党”囊中羞涩，“展玩久之”，只得怏怏而去。
也大概在这个时候，任弼时学会了钢琴、小提琴、二胡等乐器，他也喜欢音乐、唱歌、摄影，十足一名新潮少年。
“我爸钢琴弹得特别好！”今年86岁的任远芳回忆起父亲任弼时一脸骄傲。她笑吟吟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我可能也受他影响，家里有架电子琴，现在我每天弹40分钟。”
任弼时入读湖南一师附小后不久，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布了征友启事，应声会友的有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他们组织同学参与校政，开展活动，开湖南各校“学生治校”的先河。
附小也响应成立了学艺会，陆续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一年间，任弼时先后加入了谈话、美术、竞球、竞技、拳术几个部的课余活动。
“就读湖南一师附小是任弼时学生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15年恰逢新文化运动开始，湖南一师氛围活跃，学生思想先进，加之内忧外患的现实催化，如果说此前任弼时还只是萌发了“救国的自觉”，那么从湖南一师附小毕业前，他已更进一步——立志学习工业，开始思考救国的实现路径了。
“在湖南的青年中是负有盛名的”
1918年从湖南一师附小毕业后，14岁的任弼时先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一学期后转入学费较低的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插入第二十五班。在这里，他与日后的开国大将肖劲光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长郡中学的学生一律穿青布制服，打绑腿，衣领上有白色丝线绣的“长郡”二字。任弼时尤善国文，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作得漂亮。
那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迅猛传播，争论此起彼伏。长郡中学提倡学术自由，开展了各种主义的讨论。任弼时和肖劲光也加入了这些讨论。
学校里有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英文教员，每次上课前都要先发表一些对现状的看法。有一次他说：“今天我来上课，在街上看到这样一件事——有的人坐轿子，有的人抬轿子。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公平！”在任弼时、肖劲光等出身贫寒的学生中，这样的思想尤其能引起共鸣。
学校里也有守旧派教员。一次，教员布置的作文命题为“不念旧恶”，这句话最早出自《论语》，传统解释是提倡无原则的恕道。任弼时却认为，所谓善恶，必先分是非。思想保守的教员评价为“言之有物，惜未处处合拍”。
当时军阀混战，物价飞涨，湖南当局推卸责任，责怪商人欺诈盘剥。任弼时却在作文中敏锐地指出，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是军阀战争。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参与社会问题的强烈意识。
·任弼时中学时期的数学作业本，现藏于任弼时纪念馆。
任弼时进入长郡中学不到半年，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大学生邓中夏为代表，来到长沙和湖南学生界商讨联合斗争。任弼时与来自湖南一师的毛泽东、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畅，以及楚怡学校的何叔衡等，于5月27日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
任弼时还参加了长郡中学的“救国十人团”，提着篮子走到街上售卖国货，有时还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文明戏。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他样样都干。
唐晴雨认为 ：“五四运动很关键，它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针砭时弊到投身实际斗争。”
曾在长沙一所农业学校读书的王首道回忆，当年读书时就听过任弼时的名字，“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很早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湖南的青年中是负有盛名的”。
“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时间过得飞快。1920年夏天，任弼时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父亲教书薪水微薄，母亲操持家中田地，收入也不乐观，依靠家中资助继续升学显然不可能，只能尽快谋个职业自立。好友肖劲光的境遇也差不多。两人商量好这个暑假不回家，白天结伴而行，夜晚共宿一舍，反复讨论着自己的出路。
任弼时在绘画上颇有天分，画得甚至比有些画像馆还要好。可他们不甘心只是拿这些技艺“混碗饭吃”。“青年人总是有理想的，我们不愿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做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而想寻找我们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肖劲光后来回忆道。
·任弼时小时候的画作，现藏于任弼时纪念馆。
直到有一天，任弼时从街上回来，高兴地找到肖劲光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们到俄国去！”——一位同乡告诉他，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批学生去苏俄勤工俭学。
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天中午，天气很热，任弼时和肖劲光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他们立即填了表，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便入选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名单。
1920年秋，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行6人抵达上海。他们来到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的外国语学社。青年们要在这里先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去苏俄做准备。
一起学习的有二三十人，刘少奇、罗亦农、卜士奇等都在其中。任弼时周围形成了一个新青年朋友圈。大家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或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做抄写、校对工作，或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这群青年们。
在这期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罗亦农等20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这是任弼时走上革命之路的开始。
1921年5月4日，任弼时启程远赴苏俄前，收到了一封父亲自长沙发来的信。父亲语重心长地劝儿子在上海找份踏实工作。
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令他备感痛苦，“捧读之余，泪随之下”。他在回信中写道 ：“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他毅然违背父愿，踏上行程。1921年7月9日，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几天后入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避免将来回国做革命工作时暴露身份，每名中国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任弼时”，意为审时度势、辅佐国家。
·任弼时在莫斯科时的留影。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需要从东方大学挑选一些俄语较好的同学去参加大会工作。任弼时被选中，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国际会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12月，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在中共旅莫支部过上了规范有序的组织生活。他还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肖劲光回忆，任弼时有时还去莫斯科郊外搞点调查研究，结识一些苏联朋友，“使他大大加深了对苏联革命的了解”。
任弼时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经常参加辩论，又会画画、演戏，情绪非常高昂。“外公是个‘洋派’的人，很有生活情趣。在俄罗斯他穿着大衣，很英俊。他在哪都能与时俱进、取长补短，把当地先进的东西吸收过来。”任弼时外孙女、任远芳女儿武晓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任弼时留学时用过的电唱机和唱片，现藏于任弼时纪念馆。
“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不仅使任弼时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具备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能够把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唐晴雨认为：“也就是说，他具备了参加革命的条件。”
1924年7月下旬，20岁的任弼时结束了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即将回到上海。临行前夕，他拜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他的堂兄、同为留学生的任作民问道 ：“你已经决定把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了吗？”
“决定了！”
本文为节选
全文刊载于2024年第9期
《环球人物》杂志
总第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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