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漫谈第一集 道不尽的苏轼（三）乌台诗案中的本色出演及角色分析

海客漫谈第一集 道不尽的苏轼（三）
 乌台诗案中的本色出演及脚色分析
一出颠覆三观的历史大剧


开演就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宋元丰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权监察御史里行（这是个岗位名称，俗话讲就是合同工，直面意思就是权且在上书房行走）何正臣奏请勘察苏轼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神宗反应冷淡。
接着七月初三御史中丞李定出场，奏苏轼“可废之罪”有四：一是“怙恶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随后最擅长细文周纳（也就是专门在鸡蛋里挑骨头）、在上一集已经在宰相王珪口中闪耀过一次的监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弹劾奏疏中，把苏轼的诗逐条对照新法做了注解：陛下行“青苗法”，苏轼诗里就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想明法整顿吏治，苏轼就刻意写“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陛下要兴水利，苏轼诗中故意“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要推行盐禁，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神宗本来就为新法推行阻力超过预期而内分泌紊乱，在精心设计下终于出离愤怒，给朕将苏轼拿下！
于是，在刚刚过了首次发难的一个月后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任所被捕，递解进京。“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见宋人孔平仲《孔氏谈苑》有这样的描写）。到了八月十八进御史台狱，八月二十日便开始提审，到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审结。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副使，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四十四岁的苏轼人生苦难模式正式开启。而御史台尚黑，从汉代开始便被称作乌台，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个案子里涉及了多少人呢？史料记载，中书省札子权御史中丞李定等，准元丰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札子，苏轼公事见结按次。其苏轼欲乞在台收禁，听侯敕命断遣。奉圣旨依奏。按后收坐人姓名：王巩、王诜（shen 一声）、苏辙、李清臣、高立、僧居则、僧道潜、张方平、田济、黄庭坚、范镇、司马光、孙觉、李当、曾巩、周邠、刘挚、吴管、刘攽、陈襄、颜复、钱藻、盛侨、王纷、戚秉道、钱世雄、王安上、杜子方、陈珪。已上系收苏轼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章传、苏舜举、钱顗、蔡冠卿、吕仲甫、刘述、刘恕、李�、李有间、赵昹、李孛孙、伸伯逵、晁端彦、沈立、文同、梁交、关景仁、张次山、徐汝奭、吴天常、刘瑾、李佖、晁端成、邵迎、陈章、杨介、刁约、姜承颜、张援、李定、毛国华、刘勋、沈嶓向、许醇、黄颜、单锡、孔舜亮、欧阳修、焦千之、孙洙、岑象之、张先、陈烈、张吉甫、张景之、李庠、孙弁。已上承受无讥讽文字60多人。我们无意于对于一个身陷囹圄之人，做过多的道德上的批判。但无论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还是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对这份长长的供述名单，两万多字的供词都没有提及。


苏轼给友人的信中大吐酸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余秋雨先生还在其后很动情的感叹：＂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为朋友们活着。＂很难理解吗？！苏轼供词中被涉及最多的驸马王诜对东坡童鞋几乎有求必应时常好物分享，在听到东坡童鞋有难不顾家身性命当即派人赶在钦差之前星夜到苏家报告消息，而东坡同学告发内容最多的就是他！这还怎么一起愉快的顽耍！更别论东坡在人家身边做掮客吃回佣啥的，那些都是小事情了。
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过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为了维护东坡童鞋做出了种种努力，并在东坡被贬斥黄州之后，没有漠视，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书信殷勤安慰，送药品和物资，可谓患难见真情。而六年后，神宗病逝，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理政。废除新政，尽用旧党。东坡同学也因此被调回中枢，执掌大权。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前后七年时间。章惇作为改革派的中坚力量，顿时四面楚歌。尤其在王安石隐退之后，作为改革派的代表，无疑成为旧党反攻倒算的焦点交相弹劾，被指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四凶＂之列。这个时候章惇没有退避。反而利用自己的位置站出来据理力争，经常驳斥高太后和司马光，保护革新的最后一点儿成果。而就在此时来自背后的匕首，终于闪烁出了它幽暗的光芒！
就在公元1086年即元佑元年闰二月十八日，刚刚到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了一份表章《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则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等等等等）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并在最后总结道）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栾城集》（中）第808～8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这份折子可谓从一开始就逻辑混乱，包藏祸心。第一句就说管理大臣与管理下级官员是不同的。小官只要没有犯罪就可以用。而大臣只要他办事的出发点不对，那就一定要严办，不可留于中枢。我们如果仔细考察，整个折子里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都是围绕着第一句：是臆测别人的心思，来作为判定依据。这在现在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恰恰当时主政的高太后最恨章惇，所以五天后章惇被贬出京。。这这摆明了就是递到高太后手里的刀。我们很难想象章惇看到这封奏折之后的心情。苏氏兄弟的感情和政治统一性是众所周知的。事先苏轼不可能不知道这封奏折。后续的事情更是超出了我们对于千古风流人物东坡童鞋的想像。
章惇由知枢密院事被贬到河南汝州，以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居汝州。待遇由二品降到八品，负责管理杭州的道观洞霄宫，但不得居住在杭州，只能居住在汝州。章惇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52岁的他请求改配扬州，以便照顾在杭州的80岁老父亲。他一再上表，都被拒绝。而从目前史料并未见到苏轼曾站出来为章惇说过一句话。
章惇可能在百无聊赖中给苏轼写过信。东坡童鞋回信的元件就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还被当成文物重宝，书法名品。但我每每每看到它。都会深感齿寒心冷：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归隐田园是我们小时候共同的理想，你居然先实现了，我好羡慕嫉妒恨！只是，我现在还沦陷在万丈红尘里，也不知道能不能脱身。恐怕我们是没有机会再见了。不能在一起聊聊当年，真是让人遗憾。信让来人带回去了。谢谢的话就不再说了。宫使大人
读这封信的时候。想向收信人章惇当时的心情，甚至遥想他读信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的声音都不受控制地和我的心一起颤抖，这TM就是兄弟？！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摘录陈歆耕先生《何谈风雅》中的一段：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16]苏轼此“状”中阐述的理念，与司马光处理边防的“苟且”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光主张宁可割让土地给邻国，以此换取边境的和平。这种以肉饲虎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苏轼随官位的变化而“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难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吗？更何况面对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苏轼先生难道此时，已将在黄州写给“章七”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奇伟绝世”的章惇了？说此时的苏轼“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算不算过分？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真小人”？
然而最难预料的是，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常言道：“一朝君子一朝臣。”苏轼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欲知后事，请听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