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午，一场座谈会在四川绵阳举行。座谈会的一方，是《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执法检查组，另一方，是来自绵阳市政府、绵阳市科技局、绵阳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汇报绵阳市贯彻实施《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相关情况。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是四川省科技领域一部综合性、基础性地方法规。该《条例》分总则，企业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合作、交流与共享，科学技术服务与保障，法律责任，附则8章72条，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无独有偶，去年今日，绵阳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十条政策》，设立10亿元科技创新资金，统筹用于支持创新主体引育、创新平台建设、创新环境优化、创新创业等。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和《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十条政策》施行以来，绵阳市取得哪些成效？有何不足？下一步，绵阳又将如何做？在这场座谈会上，可以寻找到一些答案。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情况汇报座谈会
硕果累累
“科技立市” 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
“近年来，绵阳市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实施‘科技立市’战略，2023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榜单绵阳位列第17位，两年提升了24位，是全国进位最快的城市，同时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座谈会上，绵阳市相关负责人列出成绩单。
据了解，近年来绵阳陆续出台“科创十条”“金融十条”“工业24条”等政策措施，培育壮大创新企业，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5家；截至2023年年底，绵阳市有效发明专利13978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29件，有效商标注册量68738件，各项数据均居全省前列。
为增强成果转化保障，绵阳市还落实“科创十条”政策，兑现3000余万元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转化科技成果，在1.5亿中央引导地方专项资金中将8550万元用于应用研发和成果转化等。
此外，绵阳市聚焦人才建设，设立10亿元人才专项资金，3亿元人才股权投资基金，近两年来共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超5.2万名；通过“云端”链接院所、高校、企业的技术、人才、设备等资源，目前已经入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知名高校26所和范峻、刘存良等顶尖创新创业团队29个。
2023年，绵阳高水平办好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届的科博会，吸引了60余个国家参展参会，累计展陈科技成果3万件；近两年来新签约新材料、新能源等百亿级项目11个。
自我审视
研发投入、高端人才等成为发展制约因素
在座谈会上，绵阳市也对《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作出总结与自我审视。绵阳市相关负责人提到，主要集中在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基础研究带动性不强、地方财力支持有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方面。
“在绵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全市9个国省级重点实验室中，均无企业牵头建立。”绵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及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占比也较少。
据数据统计，近年来绵阳市通过预算安排、对上争取、统筹整合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实现科技经费安排稳步增长，2022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12.06亿元，全省排名第二，但受限于地方财政有限，2022年市本级财政科技支出1.7亿元，全省排名第六，位次较为靠后。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执法检查组在企业调研
两组数据表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高端人才偏少，也是制约绵阳发展的因素之一。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收录近400项绵阳本地科技成果中仅转化15项；在绵229名国省“千人计划”入选者中，79.5%在中物院等国防科研院所和高校，受各方面制约，高端人才沉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力度还不够。
上下齐力
推动科技创新转变为新质生产力
“这些问题，既有个性问题，又有共性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
在绵阳市汇报结束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延政表示，对于共性问题，需要省级层面，甚至国家层面才能解决的，执法检查组将带回去，向全国人大、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也会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力争督促解决。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何延政表示要聚焦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深入实施“聚源兴川”行动，布局建设中试熟化平台，健全转化体系，着力打通科技创新成果从样品到产品、从“书架”到“货架”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要结合本地区发展的总体情况和产业布局特点，统筹安排国家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和企业创新平台等各种战略科技力量，并引导项目、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有序汇聚，夯实产业基础、延伸产业链条；同时要整合用于研发投入的财政资金，重点投向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和自创区、高新区等关键区域，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激励作用。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政策上、项目上、经费上、人员上要加大支持力度，把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何延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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