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山雨欲来-1

新政府在5月26日首次召开会议。作为进行战争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显露出诸多缺陷。原来的大臣为其政敌让出位置，但这样做不是由于功勋，而是迫于压力。新大臣们则对其前任的工作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假如他们以前就一直负责这些工作，他们毫无疑问也会犯下稍稍有点不同的类似的错误。保守党人对首相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实际上，他们辩论最起劲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应不应该同意他留任政府首脑。劳合·乔治先生，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其行动曾促使了联合政府的建立，可是他在成功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虚弱。他将财政大臣的职位拱手让给麦克纳先生，却在主要是由他创建的新内阁中发现了一批极度厌恶他政治生涯的保守党头面人物。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博纳·劳先生原先很有可能觊觎这个显赫的位置，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受私心的影响，但他的朋友们一直为此感到痛惜。上一届政府在处理有关战争的重大事务时只需要征求四五位大臣的意见，而现在至少要与十几个人商讨，这些人权力大、能力强、个性突出，而且都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是处理公务的过程变得极度劳累烦人，尽管真诚的爱国主义与忠诚精神能纠正这些弊端，但是其总的结果却必定令人失望。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要为过去辩护；那些没有战争责任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每逢讨论一件大事至少会出现五六种不同意见，每做出一个实际行动的决议都要经过一场漫长的、离题的、令人劳累不堪的讨论。最常见的情形是大家辛辛苦苦熬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一个谁都不满意的妥协方案。与此同时，毁灭性的战争却在无情地大步向前发展。

虽然没有了实权，我仍受到新内阁的礼遇。我仍坐在基奇纳勋爵左手的老座位上。我被提名加入一个由9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称是达达尼尔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先前的战时会议。我受推举起草关于海军和整体局势的报告，海军部为我提供整理和核对事实的各种便利条件。委员会也要求基奇纳勋爵从陆军部的角度出发向新内阁提交同样的报告。这些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安排新任大臣们熟悉内部和中央的观点，以及初步理解政府掌握的一些机密和特殊情报。舆论表明人们日益赞同执行达达尼尔宏伟计划，基本上与我对军事问题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然而，直到6月7日下午达达尼尔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首相、基奇纳勋爵、兰斯多恩勋爵、博纳·劳先生、贝尔福先生、寇松勋爵、塞尔伯恩勋爵、克鲁勋爵和我。

劳合·乔治先生虽然也是委员会成员，但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从那时起有几个月时间他一直埋头于军火生产，并将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委员会郑重地讨论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电报中提出的增援要求。基奇纳勋爵以最坚定的语气宣布，赞成以最大力量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他声称，除了低地本土师之外，他还要再从新军中抽调三个师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低地本土师已在政府更替之前奉命出发。他说如果放弃进攻加利波利半岛，他将不同意再对战争行为承担责任。委员会不仅宽慰而且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是记录下来的会议结论：

1．将新第一集团军剩下的三个师派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准备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发起进攻。

2．调派下列海军舰只，这些舰只比德·罗贝克中将指挥的军舰具有更好的防潜艇攻击的性能：

“恩底弥昂”号和“忒修斯”号（刚刚安装了防潜船腹的“埃德加”级轻巡洋舰）；

4艘装备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

6艘装备有9.2英寸大炮的重炮舰；

4艘装备有6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其中一艘随后派去；

4艘小型护航舰；

2艘“E”级潜艇，目前已在途中；

4艘“H”级潜艇。

由此可见，由新的海军部委员会和新的战时会议决定的海军措施从原则上说与先前我竭力推动执行的、费希尔勋爵辞职前的政策是一样的，只是范围稍有扩大。然而，有关陆军行动的决策要比基奇纳勋爵迄今为止赞同的规模大得多。除了计划中的分别在5月17日和5月30日派出的两个师之外（其中一个师已经出发），又增加了两个师；在派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4个师中有3个师是新军师，当时人们认为这支部队比本土师要优秀，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公正。

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会议的决议在9日送交内阁；围绕着达达尼尔宏伟计划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应该偃旗息鼓以“减少损失”的基本原则，出现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实际上辩论范围超出了达达尼尔委员会决议的允许程度。然而，内阁的看法总体上说是明显地与委员会一致，最后内阁同意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派三个师。

然而，内阁中的意见自始至终分成了两派，虽然这种分歧并不以党派划线，但却像是党的分裂，因而在达达尼尔作战行动后期的每一阶段都引起严重困难。假如首相掌握着或者能够得到完全的权力，假如他能够在5月份和6月份不受打搅或干扰地行使这种权力，我相信，根据他日常对事务的了解，他本来会采取措施，那么即使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联合政府成立那天起，权力就分散了，决策有了分歧，每一项军事决策必须经历玩弄手腕、拖延时间与耗竭精力的同样过程，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只有下议院讨论一项引起尖锐争议的财政预算时才会发生。谈论这些事实，目的并不是提出指责，因为大家都怀着同样真诚与良好的意愿，而只是解释事态发生令人沮丧的转变的事实。

6月9日，我们最终做出了使宏伟计划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决议。为什么不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的电报后48小时内做出这个决议，而要拖到6月7日和6月9日才做决议，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可以解释其原因。做出决策所必需的一切事实在5月17日那天我们已经同样掌握了；所有的部队都已同样准备就绪，所有的论点也都已同样表露无遗。原因与敌人无关，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统治工具自身出现混乱造成的，这使我们永远丧失了两到三个星期的宝贵时间。

结果是严重的。时间是首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说，两栖部队的力量只有在严格的限定时期内才能发挥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突击性。进攻能否取得突然、迅速和猛烈的效果，这完全取决于敌人在特定时期内的准备状态。一方采取一次行动，另一方就会采取反行动相抗衡。在这样的交锋中，时间与力量几乎同等重要，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上等号。丧失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约就等于丧失了一个师的兵力。2月份时3个师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加利波利半岛。3月18日以后需要用5个师才能占领半岛。到了4月底用7个师也不够，需要用9个师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7月份可能需要11个师才足以达到目的。等到8月7日用14个师的兵力可能还证明力量不足。更有甚者，一次延误会导致更多延误接二连三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