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第五部 广阔天地，第五章 麻花又领了一转，2 故地冷暖。下了火车，石家庄还是20多年我出来时的样子。顾不上怀旧，直奔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的人说，凡是这个法院判决的，档案永远在这里，就是要查看，也只能在此查看，不允许带出去。我心里有了底，变朝农科所走去。这条我走过千百次的小路。腿在迈，脑在翻，心在苦。到了办公楼下，传达室叫我原地立等。不一会儿，楼上下来一个干部，很高兴地连声说：“哎呀，你来了就好得很，别人都已经落实妥当，就差你一个了。”他带我到政工科，坐下慢慢说，先自我介绍，反右时，他从农校分来不久，在基层蹲点，我一定不记得他。我明白，他这么说表示他与反右无关，其实我还真不认得他。他说“文化大革命”时，这农科所解散了，人各东西，恢复后，档案都不见了，只有一张纸上记着被处理的人名、年龄，籍贯。他们往福建漳州去过信，查无此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我心想，当初把我送进监狱，顺藤摸瓜还能找不到？搞一个人的外调，天涯海角都疏而不漏，落实政策就找不到了。但是嘴上不能说，只告诉他我的档案在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去查阅。他安排我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让我写一份申诉书，这我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就交卷儿了。招待所的管理员是李瑞端，他1938年就入了党，但文化程度低，在畜牧场“以干代工”干过几天。后来当了收发员，我们比较熟悉。她丈夫周德耀是保卫科长，对我们这些“敌人”很严厉的。她见到我，好像逢到老友一般，没事儿就来和我说话，才知道周德耀“文化大革命”时被斗争，患了精神病，死了。他和孩子们被下放回农村老家，受了不少罪。落实政策回来不久。原来挺“左”的，人也受了“左”的害。去交申诉书，走到楼下，眼前飘来一条床单，正好落在我脚下，我抬头一看，三楼的窗户上有人探身朝下望，还喊着：“哎，我床单怎么没了？”我认出是牛世裕，当年的顶头上司，便回答一声：“你的床单在这里。”他迅速缩了回去。我以为他会马上下楼来，就等一会儿，好打个招呼，不料等了好几分钟，他也没来，他开始认出了我，也不愿意相见，连床单都不捡了，真是啼笑皆非。还有几个老员工认出了我，我坦然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都比较拘谨。畜牧场的老工人史仓，这时在伙房，他坐在火炕外，他坐在火房外面的灶炕里烧火，我看见，就蹲在边儿上跟他说话，说了好一会儿，他叹口气说：“这么些年了，你的脾气还是没改。”也不知道是褒是贬。只有王玉河夫妇还和20年前一样热情关怀。玉河老婆桂枝翻看我身上的棉袄，知道是我自己缝的，感慨的说：“什么都锻炼出来了。”还告诉我，玉河提了干部，还有了职称，得过科技奖，和邱瑞华、吴富融有时一起开会，邱瑞华在宁晋县大曹庄农场当场长，吴富荣在河北农大已有三个儿子。当年一起在畜牧场的，有两个年轻时就患癌症去世了。还有退休的，有退职回到家的，境遇各异，毕竟20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那大儿子竟然一眼认出，喊了声许姨，我挺感动的。在农科所里北农大的同学不少，一个也没遇到，除了牛世裕，当年一组开会学习的人也一个没见着。听王玉河说，周场长在反右运动完毕就调到农校当书记了，反正我也没想要见这些人，就没往心里去。政工科的效率还真高，第四天就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去中级人民法院看过档案，马上就给我落实政策，希望还回来工作。现在的名称是河北省农科院，下分许多研究所，也有了畜牧兽医所，在保定，落实到保定也可以，落实到这里，还回牛场也行。故地的几日停留和感受，我宁可去武功小县的基层单位，便称我也在陕西安家，还是落实到那边的好，他们也答应了，当即写好了本文书，寄往武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总算顺利，我踏上了归途。不是回官村，而是回南京。在美国做修女的七姨，30年来首次获得签证，准许她回来探亲了，他将在春节后到南京看我妈妈。哥哥一家也带科科，齐聚南京，妈妈还得靠我来承担繁琐的接待任务。武功县把我落实到县农业局下属的畜牧兽医站，恢复我技术12级的工资待遇。工龄仍从1954年算起。文件寄到官村，老头子又给寄到了南京。我又写了请假信，寄到武功县落实政策办，说接待完七娘，就回武功县报到。又拧了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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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效果不好，听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