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只有孤寡老人才会被救济院收留，那里人满为患，又脏又臭，简直是恐怖的地狱。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建立起全国养老金制度，救济院终于不复存在。老年人得以摆脱恐怖的晚年归宿，即使是穷人也有可能入住提供一日三餐、专业健康服务和休闲娱乐的现代养老院。
可是为什么条件改善后，养老机构还是倍受诟病呢？
社会学家戈夫曼分析，这种集体生活机构与独立的个体生活最大的差别是：集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中心权威的管理之下，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服从自上而下的规定。
养老院优先考虑的是保持体重，减少跌倒的风险，避免褥疮，保证老人的生命安全。
所有与这个目标相违背的做法都不被允许：比如抽烟、喝酒，吃垃圾食品，或者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外出散步。
我们习惯用硬性指标评价养老院的优劣：床位数，工作人员配比，老人的体重变化，跌倒率，死亡率等等。可是老人的心情好不好，是不是感到孤独，又怎么去衡量呢？
事实上，这套评估标准都是为讨好老人家属、子女准备的。造成这个局面，老人负有重要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自己把生活的决定权移交给子女才导致的。
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在面临衰老和死亡的话题上，往往老人本人的意志已经是次要的，家属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正如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生命的开始，我们也难以控制自己的终点。在衰老和死亡的问题面前，我们再次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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